前不久看过一本书，里面多次提到辜鸿铭这个人，就记着了。后来在网易上碰巧看见了这篇介绍辜鸿铭的文章，一看之下果不出料确实是个奇才！可惜他的性格和所处的时代让他吃了N多的苦头。
文章：
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，各种新思想如潮涌动，各色新派人物也纷纷登场，整个校园充满活力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可是，也会常常出现这样一副不和谐的图景：一位老者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枣红长袍与天青褂，斑斑油腻浸染其上，脑后拖着一根又细又长的辫子，此人便是民国闻人、一代怪杰辜鸿铭。他精通西学而又极端保守，其异行怪言，常常出人意料，让人感到匪夷所思。
归 宗
辜鸿铭，名汤生，字鸿铭。1856年7月19日，出生于南洋英属马来西亚的槟榔屿。其原籍福建省同安县，先祖约于清康熙初年移居台湾鹿港，后又于乾隆初年以劳工移民马来西亚。其曾祖父辜礼欢深得英殖民者的喜爱，并被推举为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——甲必丹（Captain）。他膝下有八男三女，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辜国栋、辜安平、辜龙池等。辜龙池即是辜鸿铭的祖父，其子辜紫云即辜鸿铭的父亲，供职于牛汝莪橡胶园，勤劳刻苦，忠厚诚实，深得英国牧师布朗的信任，被委任为橡胶园的负责人。辜鸿铭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“二等公民”的“贵族”之家。其母亲是西洋人。所以，他也自然烙下西洋母亲的印记，长得深眼隆鼻，脸部轮廓分明。他自小便聪明伶俐，很得布朗夫妇欢心，并收其为养子。
约在1867年，布朗夫妇离开马来西亚，将牛汝莪橡胶园委托给辜紫云代管，并征得辜紫云的同意，把辜鸿铭带到苏格兰读书。那年，辜鸿铭也只有十多岁。在中国留学史上，其出洋留学时间之早，年纪之小，能与之比肩者，恐怕寥寥无几。这段经历给辜鸿铭平添了几份夸耀的资本，他自称是“中国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中资格最老的一个”。辜鸿铭最早在苏格兰公学接受启蒙教育，之后，又进入爱丁堡文法学校。这所学校以教授拉丁文、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而知名。他精通多国语言，其最初的基础概源于此。辜鸿铭曾在德国莱比锡大学、英国爱丁堡大学、法国巴黎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留学，获得文、哲、理、工、神等多个学位。
还是在巴黎大学时，一位老教授前来看望辜鸿铭。谈话中，这位教授对中国文明尤为赞赏，他说：“你们中国的《易经》是最有价值的经典，可惜我不通中文，这是我终身的遗憾。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的翻译片断，虽然不全面，未能将《易经》的真价值全盘托出，但是《易经》哲学已经光芒万丈，炳如日月星辰！你只通西学不成，归国后要深入研究《易经》。”这位老教授的话给他以极大的启发，自此，辜鸿铭像着了魔似的，到处寻找西方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，从而确立起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道德基础的信心。他还在宿舍摆了个祭台，每日三次叩拜，祭奠自己的祖先。英国房东老太看辜鸿铭那副虔诚的样子，有意揶揄道：“你们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用你的这些大鱼大肉哇？”他很不高兴地回敬道：“应该就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。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花香的那个时候吧！”
1878年，辜鸿铭结束留学生活，又返回槟榔屿。不久，便受命到新加坡海峡殖民政府工作。他虽然能领到不菲的薪水，过着优哉游哉的舒适的生活，可是心系中国，饱饫中国文化的雨露阳光，服务桑梓父老乡亲，才是他唯一的心愿。恰在此时，天假之缘，辜鸿铭与由印度回航途经新加坡的马建忠巧遇。两人一见如故，长谈三日，使辜鸿铭茅塞顿开，大有相见恨晚之感。马建忠（1844~1900），字眉叔，江苏丹徒人。青年时代即受西方影响，抛弃科举道路，致力于西学研究。留学法国，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，任过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，通晓西洋的政治和学术，可以说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。他们谈了很多很广，然而其主旨不外乎中国文化。这次会晤，可以说影响了辜鸿铭的一生，以至到了晚年，辜鸿铭在回忆此事时，还是那么的意犹未尽：
在新加坡与马建忠的会晤，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。正是马建忠，使我改变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虽然我从欧洲回来已经三年多了，但我并未进入中国思想文化深处，还仍遗留着“假洋人”习气。……我同马建忠晤谈三天后，即向殖民当局提出辞呈，没有等到答复，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我的槟榔屿老家。在那里，我告诉我的堂兄，即我们家那位家长，说我愿意蓄辫和改穿中国衣服。
这之后，他便在广州、云南、厦门、上海和香港游历。1884年7月，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，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。此时，他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，其间时而插入英语、拉丁语，而且，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。杨汝澍十分惊奇，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巡抚赵凤昌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辜鸿铭。而张之洞也正网罗天下英才，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请辜鸿铭。自此，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，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。这一干就是二十余年。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，尝语人曰：“鸿铭精神满腹，的是杰出之才。”他也谨记张之洞的知遇之恩，时常感怀：“余为张文襄（即张之洞，作者注）属吏，粤鄂相随二十余年，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，然始终礼遇不少衰。”
奇 才
张之洞之所以礼聘辜鸿铭，所看重的正是其“精于别国方言，邃于西学西政者也”。辜鸿铭的语言天赋，在近代中国可谓无出其右者。孙中山说：“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，一个辜鸿铭，一个伍朝枢，一个陈友仁。”可见，孙中山对其英文造诣的佩服之深。林语堂的赞誉更高，称“其英文文字超越出众，二百年来未见出其右者”。辜鸿铭还精通其他语种，诸如法、德、俄、日文和拉丁、希腊两门古语。他正是凭借着非凡的语言奇才，向西方社会译介中国传统文化。其著作大多以英文写成，且完稿后，又多以拉丁文命名，那古色古香的感觉，对西方读者更有吸引力。所以，现代西方著名汉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书，凡提到辜鸿铭时，都一致推崇他的英文水平。
1891年，俄罗斯皇太子与希腊王子结伴同游中国，他们一行来到武汉。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尽地主之谊，带着几个僚属前来迎接。辜鸿铭随同担任翻译。相见之后，俄皇太子用法语与张之洞交谈，而辜鸿铭则流利准确地予以翻译。随后，张之洞在晴川阁宴请俄皇太子、希腊王子一行。席间，俄皇太子又改用俄语，与希腊王子窃窃私语，对菜肴的卫生表示质疑。他们刚刚说完，只见辜鸿铭转过身来，笑着用俄语对他们说：“这些菜肴既新鲜又卫生，还望你们放心地尽兴尽量。”
听罢，他们的脸上立刻现出惊讶之色。宴罢，张之洞掏出鼻烟壶嗅吸，希腊王子不知何物，情不自禁地用希腊语问俄皇太子，没想到，辜鸿铭立即翻译给张之洞听，并把鼻烟壶取来，递给希腊王子，又用希腊语告诉他使用的方法。两位异邦“九千岁”当场片刻之间，听着一个东方人同时流利地操几国语言，顿时惊异得瞠目结舌，不知所云。
后来，当他们得知辜鸿铭的强项还不是这些语种时，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俄皇太子在离开武汉时，郑重其事地向辜鸿铭发出邀请，盼望他有机会游历俄罗斯。俄皇太子还将一块刻有皇冠的金表赠与辜鸿铭。武汉之行给俄皇太子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他逢人便说：“在武汉见张总督，那位翻译辜先生所通语言之多，是我遍历各国所难以找到的奇才。”
还是在德国留学时，他的德文水平便在当地传为佳话。一次，辜鸿铭乘坐火车由维也纳往柏林，与他同车厢对面而坐的三个德国青年，看他一身东方人的装束，且拖着一条小辫，便对他挤眉弄眼，窃窃评论。辜鸿铭佯装不懂，顺手抄起一份德文报纸，倒着看了起来。这下好了，那几个洋青年立即起哄：“瞧，这个土里土气的中国佬，竟然把报纸都拿倒了，还装得像真的似的，哈、哈、哈……”在一阵阵的嘲笑声中，只见他慢腾腾地挪起身，悠闲而又庄重地吐出一串字正腔圆、正宗地道的德语：“德国的文字太简单了。不倒着看有意思吗？不要说如此简单的东西，就是你们的圣人歌德的《浮士德》，我也能倒背如流。”他还真的背诵起歌德的语录来，以教训这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洋青年。那几个洋青年已被羞得无地自容，火车一到站，便赶紧溜之大吉了。
他通晓多国语言，却从来不以为然，而最看重的还是汉语。他说，世界上最为伟大的语言有三种，一是汉语，一是希伯来语，一是古希腊语。当有洋人苦于汉语难学，出现畏难情绪时，他便好言相劝：“凡是美好的东西，都是不易学到的。”而当有洋人批评汉字繁难落后，为野蛮符号时，他便勃然变色，予以驳斥：“汉语乃心灵的语言，不像西方的语言那样，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，儿童最易学会就是证明。你非难汉语，正是因为你所受的西方教育，忽视心灵开发的后遗症。说了你不要不高兴，以你这样愚顽不化的脑壳，要想学好汉语，那才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哩！”
说到辜鸿铭汉语的大有长进，必得要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清末大儒沈曾植。初为张之洞幕僚时，辜鸿铭的汉语水平很低。凭着自己的语言天赋，辜鸿铭刻苦自修，好歹能读通儒家典籍。一天，沈曾植来张府贺寿，一向倨傲的他，也不得不放下架子，前去讨教。高谈阔论许久，沈曾植却一言不发。辜鸿铭好奇地问：“先生为何沉默不语。”沈曾植回答说：“你说的话我都能懂，你要懂我的话，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。”由此，辜鸿铭暗暗发下恒心，以二十年时光读中国书，“穷四书、五经之奥，兼涉群籍”。二十年时光弹指一挥间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辜鸿铭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终于精益求精、融会贯通了。
还有人说，辜鸿铭凡所居住过的地方，都能说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，如厦门话、广东话、上海话、北京话，张口即是，与当地人毫无二致。这种语言天分，实在令人钦羡。
醇 儒
醇儒这一雅称，还是著名的金石学家罗振玉所赠，辜鸿铭当之无愧。辜鸿铭服膺儒学，甘愿做儒家文明的信徒，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情有独钟，如痴如醉。戊戌政变发生后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由北京怏怏南下，来到武昌，慕名前来会晤辜鸿铭。在谈到儒学时，伊藤带有情绪化地问道：“闻君素精西学，尚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，不能行于今日之二十世纪乎？”似乎孔孟之道已经不适于当今时代。这种说法，辜鸿铭岂能接受？他立即侃侃而谈：“孔子教人之法，譬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，前数千年其法为三三如九，至今二十世纪，其法亦仍是三三如九，固不能改如九为如八也。”在他看来，儒学乃万世不易的法则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，怎容妄自置喙。
还有一次，辜鸿铭的洋朋友宴客，宾客中只有他是中国人。大家都互相谦逊让座，最后还是推辜鸿铭居首座。酒畅淋漓之际，自然谈到中西文明的问题。辜鸿铭尊崇儒学已是闻名京城，于是，有人便有意挑起话题，以活跃宴席的气氛：“老辜，我们知道你是尊孔的，请你告诉我们，孔子之教到底有什么好处呀？”
辜鸿铭端起酒杯，慢慢地呷了一口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孔子之教不就在我们身边吗？刚才大家你推我让，不肯坐首席，那便是孔子之教啊。倘若都不谦让，像西人那样搞所谓竞争之法，你看看，那会又是怎样呢？那么，我们一定要等到优胜劣败决定后，方可入席举箸。那样的话，我们的这顿美餐，恐怕是很难吃到嘴！”这番形象而生动的孔教说法，直让洋朋友们听得哑然失笑，颔首称是。
他之推崇中华文明的程度，已近乎偏激，其嬉笑怒骂，常有惊人之论，伶牙俐齿，可达借古论世的目的。当时，戊戌改良派以西方的制度和理论，作为中国维新图强的依据，倡立西方的议会制度。对此，辜鸿铭极力反对，认为“中国士子不知西洋乱政所由来”，并以自己在西方的经历，用中文写成《西洋礼教考略》、《西洋官制考略》、《西洋议院考略》等数篇论文，探究西方礼教官制，指出中国比西方开化得早，且礼教官制早已形成体系，并指出西方议院的种种弊端。他说，自孔子以来的两千多年，中国没有议院，不也是好好的吗？他甚至认为，西方的所谓国会不是什么新鲜玩意，早在三国时，我华夏便已有国会，君若不信，请看诸葛亮的《前出师表》，那就是一篇《国会请愿书》：
武侯谓后主曰：“诚宜开张圣听”云云，即是请开国会。又曰：“宫中府中，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不宜异同，若有作奸犯科及伪忠善者，宜付有司论其刑赏，以昭陛下平明之理”云云，即是请立宪。盖西洋各国当日之所以开国会立宪者，其命意所在亦只欲得平明之治耳。今朝廷果能开张圣听，则治自明。如此，虽无国会，亦有国会；不如此，虽有国会，不如无国会矣。朝廷能视官民上下贵贱大小俱为一体，陟罚臧否无有异同，则治自平。如此，虽不立宪，亦立宪也；不如此，虽立宪，亦非立宪。故吾曰：武侯之《前出师表》是一篇真国会请愿书。
辜鸿铭说，美国人博大、质朴，但缺乏深奥；英国人深奥、质朴，但又不够博大；德国人深奥、博大，但缺乏质朴；而只有中国人具有深奥、博大和质朴的秉性。所以，一个外国人哪怕他是个很有学养的汉学家，也不能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，理解“真正的中国人”。他坚持认为，中国社会是以儒家的仁义道德所建构起来的，“中国所以不需宪法，一则因为中国人民有廉耻观念——有极高的道德标准；二则因为中国政府系创立于道德的基础，而非创立于商业的基础之上”。中国人可以用毛笔精确地书写，便可说明中国人的理智，毛笔自然没有钢笔尖利清楚，也很难运用。但是，一当学会毛笔，便会轻重如意，浓淡适宜，比钢笔所写出来的字更加美观动人。
辜鸿铭弘扬儒学的所有努力，使他在欧洲很有声望。辜鸿铭的著作多见于英美各国的图书馆，一个在祖国遭受讥讽和冷落的学者，却在欧美等物质发达的国家备受欢迎和推崇，确实是件令人很费思量的事情。德国人对他尤为青睐，认为象征东方文化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印度的泰戈尔，一个便是中国的辜鸿铭。在德国一些大学的哲学课上，辜鸿铭的著作被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，学生有不懂辜鸿铭的，则不能参加哲学讨论。有的学校还成立了“辜鸿铭研究会”、“辜鸿铭俱乐部”。辜鸿铭在国外已化为一符号，所象征的正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。
狷 介
辜鸿铭的青春岁月是在西方世界度过的。曾饱经白人世界的冷遇，这种精神压迫的反作用力，使他尤为赞美中华传统文化，仇视所有崇洋媚外的思想。还是在张之洞幕府工作的第一天，辜鸿铭在一份致外国人的商务公文中，看到把中国货写成native goods（土货）时，顿时沉下脸来，将native改成Chinese。他说，native有蔑视的成分，非洲、美洲、澳洲的土著可以用native，我华夏文明古国所产货物怎能以native相称呢？应当堂堂正正地标之为Chinese goods（中国货）。同事中有人提醒说，native goods习用日久，乍一改写成Chinese goods，洋人难以接受。辜鸿铭不听则已，听了后更是恼羞成怒，瞪着眼睛斥道：“积非成是，奴隶思想！就算抚台把它改成native，我照样要翻译成Chinese goods。”
1917年7月，他应蔡元培之聘，任北京大学教授，主讲英国古典文学。在课堂上，他常常借题宣讲和发挥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当年的北大学生阎震瀛回忆说，他常常教我们翻译四书，又教我们念英文《千字文》：
音调很整齐，口念足踏，全班合唱，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。看他的为人，越发诙谐滑稽，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，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，所以学生也很喜欢。《人之初》也有英文本。他说：《人之初》一书，里面有许多科学，开宗明义便说：“性本善”，有关人生哲学问题，与法儒卢梭的论调相同。什么“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”，是数学；“曰水火，金木土……”是物理化学。什么“三纲五常”，又是伦理学；什么“天地人，日月星”，又是宇宙论、天文学等。
辜鸿铭把英国诗分为国风、大小雅，凡所授的英国作家作品，都要找出一个对应的中国作家作品，以比较中西文化。比如，他把密尔顿的长诗Lycidas比作洋《离骚》，把杜甫说成是“中国的华兹华斯”。他要向学生树立这样的信念，那就是华夏文明优于世界上所有的文明。这种盲目自尊的心理，在辜鸿铭的身上已发挥到极致，以致变为蔑视和捉弄洋人之嫌。
1921年，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来华游历，因慕辜鸿铭大名，便派人送了张请柬，约其相会。可是，一等不来，二等也不来，一直过了多少天，毛姆才弄清楚了，原来辜鸿铭在摆谱。于是，又派人送去一封信，说尽客气的话，要求前来拜访。这才满足了辜鸿铭的虚荣心，他才答应接见毛姆。毛姆来到辜家刚一落座，他便很不友好地说：“在你们看来，中国人只需招招手，我们就得来。”毛姆知道他在为“请柬”而生气，接下来的谈话更是不中听，什么“英国人不适宜研究哲学”，欧美实用主义哲学是实用主义者“最后的逃避所”，以及欧美欺压中国、歧视中国人、破坏中国传统文明等等。辜鸿铭说起来滔滔不绝，毫不顾及礼貌，好像他所面对的不是外国友人，而是蹂躏华夏文明的罪魁祸首。而更绝的是，毛姆离开时，他竟主动起身润笔挥毫，以诗相赠，其中的一节是：
令人羡慕的年华转瞬不在，
你已然失去了
明亮的双眸，桃色的肌肤，
和你青春全部诱人的神采。
唉，我不爱你，
即便你爱上我，我也无心再爱。
回到英国，这首诗翻译过来后，毛姆才恍然大悟，辜鸿铭哪里是在赠友人诗，分明是在戏谑自己，因为那是一首狎妓诗。看着这首莫名其妙的诗，毛姆耸了耸肩，摊开双手，无奈地说：“无疑的，这是毫无理由的，当我读到这些诗句的时候，我吃了一惊。”
如果说辜鸿铭的排外心理曾鼓噪他戏耍洋人包括洋名人，那么，他对那些自己所认为的输入异端邪说的中国人，就不仅仅是戏耍所能解恨的了。一次，辜鸿铭在宴会上与素昧平生的严复、林纾等相会，觥筹交错之间，便又发奇论：“如果我有权在手，必定杀严复、林纾二人。”严复眯缝着眼，笑着不搭理。林纾便相问：“这两人有何开罪足下之处，愿足下念同乡之谊，刀下留人吧。”辜鸿铭疾言厉色道：“严复译《天演论》，主张物竞天择，于是，国人只知有物竞而不知有公理，以致兵连祸结，民不聊生。林纾译《茶花女》，一般青年就侈言恋爱，不知礼教为何物。不杀此二人，天下将不会太平。”
面对西风东渐的强劲势头，这样一位狷介而又不入流的斗士，真正地感受到了形单影只的凄凉，担忧华夏文明能否传承下去，儒学文化会在年轻一辈中后继无人。他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，为的正是警示青年人不要崇洋媚外、厚今薄古。
现在中国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有着贬低中国文明而言过其实地夸大西方文明的倾向，……实际上，他们都是通过望远镜来观察西方文明的，因而使得欧洲的一切都变得比实体伟大、卓越。而他们在观察自身时，却将望远镜倒过来，这当然就把一切都看小了。
怪 谲
1930年，辜鸿铭的法国朋友、学者弗兰西斯·波里在纪念文章《中国圣人辜鸿铭》中称其为“中国怪人”、“疯老头”，并对其“滞留在陈旧过时的年代”“喜作谬论的独特个性”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：
他穿着中国长袍。在北京人都已剪掉辫子的此刻，他却留着那条象征性的发辫。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。辜氏口若悬河，我几乎插不上话。其实这只是一场长长的独白，令我毕生难忘，因为我从未见过如此执着地坚持己见、坚持确实信念的人。
那条“象征性的发辫”使辜鸿铭尤为得意，他曾经大言不惭地对毛姆说：“你看我留着发辫，那是一个标记，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的一个代表。”辜鸿铭拖着这条辫子走街串巷，自然遭到一片物议。可是，他倒如秋风过耳，若无其事。他骂所有剪辫子的人是“没有辫子的畜生，野兽！”民国初年，很多人剪掉辫子后喜欢戴上顶帽子，他就骂人家：“沐猴而冠！”有个外国人直截了当地问他：“你为什么不把脑后的辫子剪掉呢？”他立即反诘：“你为何非要在下巴留有胡须呢？”一句话噎得洋人无言以答。
其实，他是大清子民中最早剪辫子的人。还是在苏格兰读书时，他的女友喜爱他的又黑又亮的辫子，不时拿在手中把玩。为讨好漂亮而又喜爱的姑娘，他竟将父亲的叮嘱置之脑后，“咔嚓”一声剪下自己的发辫赠与女友。他的荒唐而又可笑的举动，除却保守的文化信仰外，实则就是胡适所分析的是性格使然。他要“立异以为高”，显得处处与众不同。所以，有人作过这样的推测：“倘若人人都留辫子，我想剪辫子的第一人，一定是辜鸿铭。”
弗兰西斯·波里还亲历了一件令自己难以忘怀事情。一天，几个美国夫人请辜鸿铭去茶室相会。她们都知道辜鸿铭公然为纳妾辩护，有意要和他理论理论。夫人们义正词严，争先恐后，批评纳妾的落后和不人道，勇敢地为中国妇女争辩。辜鸿铭却跷起二郎腿，一声不响地听着，当碧眼黄发的夫人们口燥唇干时，辜鸿铭缓缓地站了起来，将五只茶杯依次摆在茶壶的四周，只见他习惯性地眯着眼睛，干咳了一声：“夫人们，你们看见了吧，一把茶壶可以配四只茶杯，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？男人好比茶壶，女人好比茶杯……”刚才还口若悬河的夫人们，顿时也哑口无言了。
辜鸿铭此论一出，也就麻烦事接踵而至了，女子尤其是西方在华女子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，纷纷向他下战书。好在辜鸿铭倒能沉稳应战，且谬论更是怪谲离奇和荒诞不经。据说，也是在一次洋人的宴会上，一个胆大的德国太太又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，并且以更泼辣、更富有挑战性的语气说，一夫多妻不如一妻多夫好。辜鸿铭摸了摸下巴，不停地晃着脑袋：“于情不合，论理有亏，对事有悖，于法不容。”说着还笑盈盈地询问：“夫人，敢问你们平时代步是洋车还是汽车？”那位德国女人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得据实答道：“是汽车呀。”他又不紧不慢地问：“汽车有四只轮胎，请问，府上备有几只打气筒。”“那当然只有一只啦……”那位德国女子的话还没说完，所有在场者都已笑得前仰后合，而辜鸿铭却扬长而去。
穷 途
五四运动爆发后，辜鸿铭公开跳出来激烈反对，甚至在日本人办的《北华报》上发表文章，诅咒学生运动。他违背了自己所一贯鼓吹的春秋大义，将中国的事情拿到“夷人”报纸上说三道四。有学生把这些报纸拿到课堂，当面向他质询：“辜先生，你所著的《春秋大义》，我们读了后很欣赏，你既然讲春秋大义，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‘内中国而外夷狄的’，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，骂我们中国学生，到底是何道理？”这下，学生们可击中他的要害，只见他铁青着脸，将眼珠瞪得大大的，用手不停地敲打着讲台，哆哆嗦嗦，闪烁其词：“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，我还怕你。”新文化运动如狂飙兴起，秋风扫残云般地卷席传统文化。面对风起云涌的新思潮，他终究是孤独无助而又渺小可怜的。
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”1924年10月，辜鸿铭应日本汉学家的邀请，正式到东京讲学。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，既爱国而又对日本情有独钟者，算来唯有辜鸿铭。他深知自己已被新时代永远遗弃，恢复东方文化的希望在中国已经破灭，而日本则是自己所有希望之所在。他说：
自知国人目余为痴汉，不容于中国，惟日人能予以同情。中国汉唐文明，卓立于当世，惜后为夷狄所蹂躏，仅在江浙边域，犹残存宋代文明。然彼退御蒙古之侵袭以全国之日本，却完全继承唐之文化，迄今犹灿烂地保存着，是以极期日本能肩负发扬东方文明之大任。
他对日本的特殊情感，不仅仅表现为是对日本文化理念的认同，其中还有另一奥秘，那便是对其日本爱妾吉田贞子的思念之情。去世多年的吉田贞子仍然令他魂牵梦萦：“吉田贞子，她是日本武士的姑娘。日本女人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，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日本女人那样的贤妇。”这种思念之情，使他对日本民族和文化产生了亲和感。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东亚的背景下，辜鸿铭还天真地幻想，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能和平共处，共同复兴东方文明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儒家文明的富强之路。他在日本期间，席不暇暖，马不停蹄地巡回演讲，在东京、京都、大阪、神户、滨松等地举办多场讲座，所讲内容为：《何为文化教养》、《中国文明史的进化》、《日本的将来》、《东西文明异同论》和《关于政治与经济的真谛》等。
1927年，中日关系日渐恶化。况且，辜鸿铭的听众也日渐稀少，这块“绿洲”也嫌他聒噪而使他成为多余。晚秋的一天，辜鸿铭带着惆怅和遗憾，悄然而孤零零地回到故国。次年4月30日，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。临终前，辜鸿铭的床上还放着儒家典籍的讲稿，可见他对东方文化的爱之深、忧之切。当时的国闻社和《大公报》发了这样一条简短的报道：
辜氏所患原肺炎症，历时已月余，遍经中西医诊治，以年老未易奏功，竟以不起。……他为学好推崇儒家，于西方哲学多所非难。又主忠君之说。性孤僻，发辫至死犹存。
原文地址：http://culture.163.com/06/0530/10/2IC7CE8G00281P7P.html
